【楼诚】槐忆
初与明楼先生相识，是一九六二年的晚春。
那时我在北大译学馆读书，临近毕业，带我的法国教员却突然发了急症，须得静养数月之久。而我眼下研习的大抵是法文著作，以我一己之力，总是摸不到门路，是以每日里愁云惨淡。
皮埃尔教员得知后，便叫人给我捎来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一处地址，只说研习时若遇到晦涩之处，便可去请教这位先生。
字条上的称谓是“明楼教授”，据我所知，译学馆中并没有这样一位人物，后来从同门处得知，这位明先生是北大商学馆的教授，五十过半的年纪，西方经济学教得极为精彩，颇受学生倾慕。
经济学与我所读专业相去甚远，我心中有些疑虑，但眼下并没有其他出路，于是便挑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拎了两样泰华斋的点心，寻着字条上的地址登门拜访。
那时北京大学为教员提供宿舍，居此可不出房钱，教员中没有家室的大多住在其中，譬如皮埃尔先生。
明楼先生则住在学校东面的杨树胡同里，是一间独门的小院，院中一棵槐花开得正好，人在墙外已觉得清香满口。
我叩了几下门，院中很快便响起脚步声。
有人开了门，是个瘦削的男子，比我想象中要年轻许多，衬衣外面罩了一件半旧的毛衫，裤线熨得笔挺。
我喊了句“明先生”，欠身说明来意，那人却笑了起来：“明先生没错，只是你找的那位明先生大约不是我。”
我听得一怔，那人也不多说，只是领着我进了院子，向屋中朗声道：“大哥，你等的人到了。”而后又冲我笑着眨了眨眼睛：“你找的明先生就在里面。”
我走进屋中，果然见窗下的书桌旁坐着一人，正凝神伏案写字。年纪看上去比开门的那位明先生要长上一些，头发花白得有些刺目，大约是写字时的习惯，额前的碎发被他揉得有些凌乱，脸上的神色很是肃穆，颇有不怒自威之感。
我心中很是敬畏，口中打了个磕巴：“明……明先生。”
明先生的笔停了下来，将手中的钢笔缓缓阖上，抬起头来看了看我：“你就是皮埃尔的学生罢？请坐。”
我道了声“不敢”，连忙递上我的论文，又细细把来意讲了一遍。
明教授一面听，一面从怀中摸出一副金丝眼镜，端端正正戴上，低头翻看我的论文。
我站在一旁，小心观瞧着他的神色，心中没有底气，只觉得手心冒汗。
过了片刻，年轻的那位明先生端茶进了屋中，瞥见我的模样，不禁笑了起来：“不要紧的，倘若有什么不懂，直管问便是。”说完，便递了一杯茶给我，又将另一杯放在了明教授的案头。
这时明教授刚好看完了我的拙作，将论文合上，冲他瞪眼道：“好人倒都教你做了。”又向我道：“忘了同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……”
“是他的弟弟，因而都是姓明的。”年轻的那位明先生不知为何竟抢了一句，又微笑道：“你称呼他明先生，称呼我诚先生便好。”
我这才了然，唤了声：“诚先生。”
明先生却好似有些不悦，嘟囔道：“是了，可不是弟弟嘛。”
诚先生看了他一眼，无奈般笑了一笑，对我道：“你们慢慢谈，有事便叫我。”说完，转身出了屋子。
经历了这一遭，我放松了许多，也敢于同明先生表达自己的想法了。
真正交谈起来，我才发现明先生虽然身为经济学教授，但在欧美文学上的造诣绝不逊于皮埃尔教员。
我每提及一处，明先生便可旁征博引，从文学作品说到学术流派，又说起作者的许多逸事，竟好似无一不通，无一不精。
我听得呆了，只觉得浑身通透。往日见书中言“闻名之如露入心，共语似醍醐灌顶”，今日方知是何滋味。
语毕，明先生似乎很是尽兴，从书后抽出一只香烟，看向我道：“不介意吧？”
我连忙道：“不介意的。”
明先生这才眯着眼睛笑了起来，伸手去摸火柴。
这时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来，适才侃侃而谈的明先生露出孩子般的神色，慌忙将香烟扔进面前的笔筒里。
我心中正诧异，诚先生推门走了进来。明先生若无其事道：“今天就到这里罢，皮埃尔康复之前，你可随时过来。”
我连忙站起身来，向明先生道了谢，又转身向诚先生道别。
诚先生的目光在桌上扫了一遍，这才看向我，微笑道：“小友慢走。”
出门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明先生也向我挤了挤眼睛。
此后我便时常去明先生家中拜访，有时说得忘了时间，诚先生还会留我一同吃饭。
那时菜肉米面皆凭票供应，即便是北大教员，口粮也不宽裕。我来时桌上间或有肉，却总是没人肯动筷子，直到一盘菜快要凉透了，诚先生看不下去，举箸通通夹到我们碗里。
明先生便拧起眉来，不情不愿地尝了一口，眉头皱得又深了几分，抱怨道：“真难吃。”然后筷子一拐，又夹回了诚先生碗里。
就这样，不知怎的，那一盘菜到最后竟都到了我的碗里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明先生原是上海人，解放后才来到北平教书。诚先生怕他吃不惯北大的教工食堂，三餐皆要亲自动手，炒笋丝或是莼菜汤，总要想方设法做些南方菜色。
再后来日子越发难过了，即便有粮票也很难换到细粮，其余的更不用说。但诚先生总是有法子搞到明先生爱吃的东西。主食不够，便将槐花洗净了和在面里，上锅蒸熟了吃。
蒸熟了的槐花白生生的，吃在嘴里虽无甚甜味，却香气煞人。明先生很是赞赏这一做法，说餐花饮露，此乃名士风流。
我有一次听诚先生诉苦道：“你们明教授也太难伺候了些，如今这样的光景，竟然还要吃鱼。”口中一边抱怨，手中一边利落地给鱼去了鳞，又转身去切葱姜，一会儿忽听他哼起小曲来。
这顿牢骚竟越发越得意了。
那段日子里，我总是见到明先生发脾气，常常正读着报纸，便忽然一拳捶在桌子上，指着报上的新闻大骂一通，尔后又免不了头痛发作。
诚先生也不规劝，只是递过一杯温水，看着明先生吃了药，再替他揉上半晌的太阳穴，直到明先生慢慢睡着了，才轻轻退出去，再将我送到门外。
我一直以为明先生性情太过意气，不如诚先生圆融变通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才从诚先生的文章中得知，明先生在解放前曾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三面间谍——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而是因为太懂，才更不愿敷衍伪装。
又一年，我毕业后留在北大做了研究员。
又两年，明先生从商学院退了休，开始潜心翻译海外的经济著作，偶尔还会邀我过去一同赏析。我至今仍记得定下书稿题目的那一日，明先生多饮了几杯，一双眼睛熠熠发亮，嚷着要诚先生拿二胡出来，陪他唱一曲《定军山》。
可惜书稿未成，我便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前往了山区插队学习，一去便是五年。
在那段浑浑噩噩的岁月里，杨树胡同中那个开满槐花的小院时常出现在我梦里。
梦中的阳光总是明亮的，明先生同诚先生并肩站在院中的槐树下，花叶间漏下几缕微光，明先生鼻梁上的眼镜泛着点点金色。一阵风来，青白的槐花从树上簌簌落下，落在两人的肩上、袖上，又顺着衣襟滚落在尘土中……
每次从梦中醒来，我都会怔怔出一会儿神，想着，也不知明先生的那本书稿译完了没有。
五年后，我回到北平，被分配到向阳纺织厂做工。
胡同中的小院早已易主，北大中也无甚故人，打听不到明先生与诚先生的下落。我只好托一位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同乡帮我留意那本书的消息。
明先生，诚先生，人海茫茫，不知何日才得以重聚？
就在我即将放弃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同乡托人捎来了话：那本书找到了。
我向工厂请了半日的假，搭车辗转来到同乡工作的地方。
我已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与同乡碰了面，又是怎样拿到的那本书，只记得书中的序言这样写道：
吾兄明楼，求学海外于少时，归国抗敌于乱世。然无论飘零南北，报国之心未曾改矣。晚年兀兀仍孤诣，志在译此书为国人开先河也。惜天妒英才，书稿未成而人已长逝。弟明诚德薄才鲜，然承兄长遗志，是以重检遗翰，勉力补白，成此书以告慰吾兄之英灵哉，呜呼！
又到了槐花盛开的时节，然而那间满溢槐香的小院，我却再也回不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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